《六经》是我国重要的儒家文化经典。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郝经主张“六经皆道”，马一浮认为“六经皆艺”，钱钟书则认为“六经皆诗”。这表明他们
A. 认为六经孕育中国文化基本精神
B. 争夺经典诠释权以控制主流思想
C. 治学研究存在重思想轻学术偏见
D. 均视六经为学术研究的大经大法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沉着、稳重、持之以恒。他同时又深受西方教育思想的熏陶，善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在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梅贻琦不仅追随蔡元培先生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思想，还会通中西，融西方通才教育思想于中国教育改革之中，不仅吸收、借鉴“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理念，还传承创新，将民主管理思想渗透到教育实践之中，且卓有成效。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迁往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认为三校融合的基础是自由与民主的校风，在担任常委会主席期间（西南联大的实际校长），梅贻琦在西南联大贯彻执行学分制，结合实际情况培养通才和专才。梅贻琦多方聘用专家学者，使西南联大师资力量雄厚，聚集了大批学术前沿的学者和专家。艰难条件下的办学经历，使梅贻琦摸索出极具实践意义的人才培养模式。
——摘编自王柏豫《梅贻琦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影响梅贻琦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科并结合所学知识，试评价梅贻琦先生的教育实践活动。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沦亡，德国又把目光转向了波兰，国际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英法虽仍对德国回心转意抱有幻想，但也隐隐约的地看到了德国的真相，因而不得不认真考虑采取措施以抑制法西斯的进一步侵略，维护自身安全。英国统治集团中以丘吉尔、艾登为首的“反绥靖派”强烈要求政府与苏联携手，一起挫败希特勒的狂妄野心，苏联领导人对英国的联合想法表现了积极态度，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试探之后，从1939年4月中旬开始接触，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马拉松谈判，但结果会谈没有成功，苏联于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编自孙旗红《苏联与绥靖政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39年英苏谈判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39年英苏谈判失败的影啊。
（题文）[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汉初沿用秦“半两”钱，货币面文为“半两”（12铢），但实际重量往往只有8铢、4铢，甚至更轻。贵族、豪商大量盗铸货币，以牟取暴利。汉武帝初年，曾经改铸三铢钱。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以五铢钱代替三铢钱，恢复秦始皇时代货币“重如其文”的制度，但是盗铸之风并不稍减，据说吏民因为犯盗铸货币之罪而被处死的，达数十万人。汉武帝除了以严酷的刑法禁止私铸货币之外，并下令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利，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专令水衡都尉属下的钟官、辩铜、伎巧（一说是均输）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当时名为“三官钱”。汉武帝命令各郡国一律销毁以前所铸的钱，所得的铜料进输三官，因为禁令十分严格，新币铸造质量又相当高，盗铸无利可图，于是币制得到较长期的稳定。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初货币制度混乱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实现货币官铸的主要影响。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甲午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无数仁人志士从救亡图存、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目的出发，在制度与文化、革命和建设的道略上开始了向国外学习的现代化之路。这种学习和探索既不是一江长流，也不止一个洪峰，而是以一个接一个思潮的涨落相继出现的。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理论的演变中，不同的时代面对的主题和任务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思想与理论成果。
——摘编自杨顺益《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进》
根据材料，结合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知识，围绕“时代主题与思想理论成果”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分析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汉代，皇帝会诏今地方对政绩突出、表率一方的地方官按时祠祭。桂阳太守许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桂阳人为立庙树碑”；淮平大尹侯霸政理有能名，“临淮吏人共为立祠，四时祭焉”。政府统一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各地居民祭祀当地山神、水神，华阴有太华山祠、江都有江水祠等。同时，人们为“攘除凶灾，御止疫鬼”祭祀门神，为长生拜祭西王母、司命，为祈福祥与富贵尊荣祭祀灶神。每年春二月秋八月，乡村全体成员都必须参加祭祀地方保护神——社神；腊祭是“岁终大祭”，阖家大小在家长的率领下，洁祀祖先，然后按次序列于先祖之前，依次向尊长进酒祝寿。
——摘编自贾艳红《论汉代民间信仰的基本特点》等
材料二 据统计，河北井陉县原有自然神坛庙14处，到民国年间无一保留；河南滑县原有自然神坛庙22处，到民国年间仅剩1处。有的地方虽然坛庙尚存，但已没有什么祭祀活动。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都市，东南沿海地区的乡村，“昔年巨族皆建祠堂，今存者什之一”，祭祀活动难以为继。民国实行信教自由政策，1913年全国天主教徒130万，1932年达到250余万。中华民国公布“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取缔经营迷信物品办法”，视“迷信为进化之障碍”，贵州仁怀跳大神、巫蛊等活动“奉文禁革，其习渐息”；上海法华乡，延巫治病之风“稍戢矣”。
——摘编自赵英兰、贾小壮《民国时期社会信仰态势嬗变之缘由》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民间信仰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间信仰发展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传统民间信仰相比，民国时期社会信仰出现的变化，并分析出现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