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不仅是西周分封制的基础，而且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A. 一夫多妻多妾制的长期延续
B.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
C. 皇位继承“立嫡以长不以贤”
D. 传统的“门当户对”观念
（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晁错是西汉初年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一生兼学儒、法，和识渊博，对汉初社会所存在的矛盾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并积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所提出来的削藩、募民、实塞和入粟拜爵主张都被文帝、景帝采纳，对汉初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削藩，是晁错一贯的主张，文帝时，他就曾“教以容言吴过可削”，景帝时，他在《削藩策》中以吴国为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诸侯王都把他当作眼户钉，必欲拔之而后快，可最终杀掉晃错的不是诸候王，而是晁错悍卫的皇帝。
关于晁错的死因，历代多有评听。说法颇不一致，甚至有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个人认为晁错之死非由个人因素所致。晁错为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然而最终却成了汉景帝皇位的牺牲品，成了中央与诸侯国之间矛盾斗争的牺牲品。
——摘编自赵玉洁《晃错死因探析》
(l)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削藩主张的背景，并分析晃错削藩主张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关于晁错的死因历代“说法颇不一致”的原因。
（历史―选修3：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鲁尔危机平息后，法国在欧洲的地位日趋下降。1927年4月，法国外长白里安借美国老兵参加欧战10周年纪念之际，提议同美国缔结“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永恒友好”条约，美国认为此类条约有利于稳定欧洲局势，确保美国投资的安全，遂表示原则上接受法国的建议。经过各国之间的谈判。1928年8月27日，美、法、英、德、日、意等15国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通称《非战公约》。至1933年，共有63个国家加入该公约。各大国在签署条约时都提出了保留条件，从而使公约实际上化为乌有，而对于蓄意谋划战争的侵略者来说，公约也只能是一纸空文。但是，《非战公约》毕竟是20世纪20年代和平主义要求与和平主义运动的最高成就，它为各国政府放弃战争而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奠定了法律基础，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文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日主要战犯的审判，就是根据据该公约的有关条款进行的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
（1）根据材料，归纳《非战公约》签署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非战公约》。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地区挺进，揭开了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在此前后，蛟洋、赣西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蛟洋农民银行、江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等金融组织。这些金融组织各自发行了货币，货币的流通使用有特定的范围，货币发行有充足的准备金，纸币可随时兑换银元，币值比较稳定。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营业，7月发行纸币和银元，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统一流通。纸币上多设计有马克思、列宁头像，或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口号。临时中央政府加强货币管理，保障币值基本稳定。1933年9月后，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和王明的“左”倾错误，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极度困难，国家银行大量发行纸币，导致币值贬值。临时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币值，但终因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无法扭转通货膨胀的局面。1934年10月后，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
——摘编自罗华素《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行货币的积极影响。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令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结合材料与中国近现代的史实，围绕“近代化的现想与实践”自行报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绗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刷确写出所拟论题。简述须有史实依据)。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工业化使人们不再相信中世纪神定的等级秩序，转而相信个人拥有天赋的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自由在民族或民族国家而非王朝国家内才能得到保障。……在经济层面，民族国家可以提供没有关税和配额限制的、他们可以在其中自由贸易的自由大市场，并因此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在19世纪的西欧，民族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在当时西欧人普遍认为，只有民族国家才能够或似乎能够满足民族成员相对安全、自由的要求和实现他们对未来的希望，扩充军备、对外殖民扩张、建立势力范围可以使民族国家更强大。民族国家越强大，民族成员的生存条件就越好，民族世代存续也就更有保证。
——摘自李肇忠《近代西欧民族主义》
材料二
19世纪下半叶，一些先进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开始逐渐觉醒了。沿海的改革者属于近代中国人向民族主义转变的第一代，包括容阂、伍廷芳、王韬、郑观应等人。当殖民者夸耀西方的文明和强盛、贬低中国文化传统时，个人和国家的羞耻感融为一体，成为民族主义激情的丰富来源；同时他们认为国家强盛的关健在于统治者与人民之间有一种密切的信任关系，而这种关系在西方受到代议制政治制度的推动。内地的改革者，如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等人在普遍接受了变革之后，也明显向民族主义方向发展。冯桂芬向同胞力陈要以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为耻，以此唤起国人自强的心理。郭嵩焘通过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形成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框架。薛福成则关注收回治外法权和提高关税等问题。到20世纪第一年，“民族主义”的概念由梁启超引入中国，在中国滋生蔓延半个世纪之久的民族主义意识第一次得到了正式、明确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华夏中心主义最终转化成民族主义。
——摘自胡涤非《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19世纪西欧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内涵的不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说学知识，指出19世纪西欧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联系，并分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