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在政府的支持下翻译了大量佛经；唐朝皇帝追尊老子为祖先，玄宗亲注《老子》，下令所有人家必须家藏一本，开元二十年还以老庄列文取士。这表明此时
A. 佛道二教实现良性融合
B. 道教思想社会基础牢固
C. 儒家思想失去正统地位
D. 政治权力影响思想传播
战国中后期，荀子主张“礼法兼用”，韩非子也尝试为法治寻找“道”的依据，《吕氏春秋》一书则兼容了儒、墨、道、法诸家言论。这种现象表明当时
A. 儒家思想备受秦国重视
B. 法家地位有所下降
C. 思想领域出现融合倾向
D. 思想专制局面形成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甘地的一生复杂多变，极富争议。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毁誉不一。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很少有人去想，在一个有着两亿多低教育人口的大国，将类宗教追求转化为与法治逆向的政治诉求手段，必定包藏隐患。甘地的非暴力不仅在实践中出现种种问题，在理论上也走向极端，逻辑混乱，令人困扰。一个标志就是宗教冲突绵延不断。
——摘编自林达《重读<甘地自传>》
材料二 阿马蒂亚·森（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做过一项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甘地主张每人纺纱织布的政策对当时的印度经济并无真正促进，反倒是后来生产洋布的产业普及开来，真正推动了印度的经济发展。
材料三 摆脱大规模的贫穷一直是印度的核心问题。而摆脱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则是另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又必须实现多种宗教和平共处，避免国家大规模分裂。
产业化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机器必定掌握在极少数资本权贵手里，资本扩张没有约束，民众的苦难就没有尽头。而老式纺车掌握在每个人的手里，它不但在生产土布，也在生产马克思所谓的“劳动关系”。甘地推行土布的倡导推广开来，演变成大规模的“排斥英国货”运动，有力地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为以后民族独立提供了条件。
——摘编自梁捷《甘地的反经济的经济思想》
请回答：
（1）归纳材料一、二的主要观点。
（2）据材料三，作者认为甘地的手纺车运动产生了哪些作用？
（3）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应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对于秦国的强国之道，古今论者见仁见智。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敌首），无返！”
——《史记·商君书》
材料二 秦之胜在于官僚制度的建立，政治行政中心所体现出来的秩序和强权。一个巨官僚机器的高度精密可靠的运转，本身就被视为最高目的。在这种秩序崇拜的权力哲学之中，吏员不过是官僚机器的齿轮与螺钉，民众不过是人格化的力役和赋税。他们仅仅在数量和功能上具有意义。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三 有虎狼之民，牛马之士，国虽治，政虽理，其民不人。世之有民也，固先于国，且建国以为人乎？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
请回答：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采取了哪些弱民强国的措施，并指出其目的。
（2）材料二认为秦的强国之道是什么？指出材料二与材料三对秦强国措施弊端的共同认识。
（3）概括三则材料作者对强国之道各自认识的立足点。
发端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几百年来饱受争议，人们对它的认识至今仍然在探索中。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事实上这种“科学理性”并不是启蒙所宣扬的“理性”的全部，它只是启蒙理性的一种，启蒙时代人们崇尚的另一种理性，并不绝对以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关注人的心灵感受、道德价值和人格完整，同时还不排斥宗教信仰。启蒙运动所依据的理性实际上有两种，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是伏尔泰们所尊奉的科学理性，后者则是卢梭们所钟爱的人文或人本理性。
——摘编自高毅《浅论启蒙运动的内在紧张》
材料二 正像卢梭说的，他是“凭假设和条件的推理”来构成他的学说的。其实，所有启蒙思想家无不如此。但在争取人的权利和尊严的问题上，对广大人民来说，首先是在争取生存的问题上，这种学说和原则却具有一种完全新颖的、扣人心弦的含义，起到了使人们为之奋斗的作用。
——王养冲《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
材料三 有论者说，启蒙运动对权利和自由的激情释放出一种毁灭性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削弱了对共同体的任何感觉。但也有人争辩说，启蒙运动假设人性是无限可塑的，这个假定为极权主义国家将所有个性的痕迹从其主体那儿抹掉的企图提供了思想灵感。启蒙运动应该对法国大革命负责，对极权主义的产生负责。
——[美]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请回答：
（1）归纳材料一的主要观点。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二中卢梭“凭假设和条件的推理”提出了哪些学说？其侧重材料一中的哪种“理性”？
（3）据材料二、三，概括启蒙运动所产生的影响。
“百年中国看上海”。在近代，上海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自鸦片战争后，从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一跃成为近代化的国际大都市。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直到1895年为止，上海几乎仍旧是个纯粹经商的城市，因此人口从未超过50万，……尽管1843年至1895年间由于外国人创办的经商机构的结果，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如果跟1895年以后伴随着市内现代工业发展而造成的人口激增相比，那么早期的增长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美]墨菲《现代中国的钥匙》
材料二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的抵制日货运动，上海华商纱厂盈利迅速提高，并出现了建立新厂、增加设备的热潮，形成了中国棉织业发展史上的所谓“黄金时期”。与此同时，华商烟厂、火柴厂等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据统计，1919年在农商部注册的工商企业达到104家，超过历年最好水平。其中注册的工业公司在1919年为65家，资金44728300元，也是亘古未有。
——摘编自李宗超《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理性与非理性》
材料三 据1919年《新青年》的调查，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万，加上交通运输码头工人12万、手工业工人20万，共计50万。当时，上海城市中人口才200万，工人占了四分之一。
——邢建榕《近代上海不仅是商业性消费城市》
请回答：
（1）据材料一，分析上海城市在1895年前后有哪些变化？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末上海现代工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2）据材料二，概括“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民族工业发展的表现及主要原因。
（3）据材料三，指出当时上海城市阶级结构的突出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对社会政治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