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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制,凡属皇帝命令,必须政事堂会议正式议决通过,并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后方可颁行生效。……后来唐朝有的皇帝违反这一制度时,只得将其发诏敕的封袋改为斜封,所书“敕”字,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政事堂研究,虽没有“中书门下之印”,亦请下面马虎承认之。这一规定

A. 三省议政对皇帝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B. 唐朝丞相独揽行政大权

C. 标志唐朝建立二府三司制度

D. 使皇帝再也不能为所欲为

 

《水心别集》卷二《民事上》记载:“自汉至唐,犹有授田之制……盖至于今,授田之制亡矣。民自以私相贸易,而官反为之司契券而取其直(值)。”这段文字实质

A. 说明宋代均田制开始瓦解

B. 体现在土地流转中政治与经济因素的消长

C. 反映了租佃制经营已占据主导地位

D. 说明政府由限制到承认土地流转

 

北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规定:“大两省官出知外郡,不得奏辟(向朝廷荐举征召为官)通判职官,其诸处知州,亦不得保举见任(现任)通判。”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

A. 推动地方军政权力分离

B. 使通判绝对服从于中央

C. 防止知州受到通判制约

D. 确保对地方的有效监督

 

据史书记载:元朔元年,有司奏“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普通百姓),移风易俗也”,且“非有实行可见者,不容谬举”。这说明察举制

A. 具有严格的选举程序

B. 解决了官员空缺的问题

C. 兼有社会教化的功能

D. 使地方获得自主用人权

 

《左传》载:“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授冠戴爵,进入仕途),人臣隶圉免(服杂役的各类奴隶因战功可成自由民)”。春秋时期这些现象的流行

A. 促进了社会关系的调整

B. 是新的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表现

C. 是军功爵制实行的开端

D. 说明郡辖县的行政建制日趋普遍

 

《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繁荣、人口多)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做)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

A. 体现了孔子劝谏统治者实行仁政的主张

B. 有利于儒家思想在当时得到统治者的推崇

C. 表明“富民和教民”是孔子治国思想的重要内容

D. 主张有利于租佃制经济的高度发展

 

周王族作为原商朝西方的一个“小国”战胜强大的商王国,成为中原新的统治者,不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周武王克商后“自夜不寐”、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状态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表现。在“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的思想指导下,周初统治者

A. 将新征服的土地分封给同姓亲族

B. 建立了内外服制度

C. 加强中央集权

D. 采取了分封政体

 

题型:非选择题
难度:困难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明清时期,金融业有显著发展,尤其是典当业日趋发达,当铺遍布全国城市集镇以及农村。有的当铺资本额高达数万两或十几万两。经营典当业的主要是商人,此外还有地主、官僚,甚至政府也投资设当铺,称为“官当”。当铺的业务除放款外,还接受存款,兼营兑换等。明清时期还出现钱庄、银号、票号等新的金融机构。除了民间自办的各种机构外,清政府也设立了官方的金融机构“官银钱号”,从事各项金融业务。清代金融机构还在一些城市设立了同业行会,订立共同规则,协调金融业内部及其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摘编自孔祥毅《明清中国金融革命及其货币商人》

材料二  17世纪晚期以来英国海外争霸战争频繁,军费开支庞大。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来向社会募集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东印度公司等大股份公司的借款,政府往往给这些公司一些垄断的特许经营权。光荣革命后英国股份公司不断涌现,1720年英国股份公司已经多达190家,证券交易异常活跃,伦敦也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一些商人酝酿成立一家与荷兰机构类似的银行,把政府直接借贷的功能银行化。1694年议会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法》,英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成立,成为政府筹集资金的重要来源。到1793年英国全国银行总数达到353家。18世纪中期,英国的近代金融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摘编自 曹瑞臣《论“金融革命”与18世纪英国社会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金融业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17—18世纪金融革命与明清金融革命的相同之处,并说明不同之处及其产生的原因。

 

题型:非选择题
难度:困难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到了16世纪,儒家传统的“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开始松动,因为这一时期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在社会与文化方面开疆辟土,从而对传统的儒家价值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商人不再仅仅对士的价值体系一味地“附庸风雅”,而是通过所谓的士商“异业同道”,使儒家的“道”获得了新的意义。儒家价值在商人中间仍然得到尊重,并且受到有力的维护。从“儒贾”在明清时期的出现,以及由“儒贾”所代表的商人价值取向等方面来看,不难发现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人们并非是要摆脱或挑战儒家既有的价值,而是努力地要使自己“获取利益”的行为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伦理规范、价值体系,以便名利双收。

——摘编自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材料二近代以降,“士农工商”的金宇塔状的社会等级结构初步被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十几年,一个新兴的特殊的社会群体——近代市民群体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市民群体是指近代城市社会结构中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的市民所组成的集合体,主要包括工商业者(来源有近代外资企业的买办、新式商人、新式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学生和小业主等,他们构成了近代城市社会阶层体系。在清末民初之际,市民群体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1895-1905年、1905-1911年、1911-1920年。

——摘编自程蕾《中国近代社会群体变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贾”在明清时期出现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社会群体的变化及其影响。

 

《苏维埃乡村追求》一文中说:“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农村的开展以及农民对这个运动的理解,暗示了中国革命的列宁主义趋向以及这种趋向的中国化命运”。其中“这种趋向的中国化命运”主要体现在

A.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B. 红军长征的胜利

C. 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

D. 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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