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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秦朝中央官制结构图,据此可知 注:廷尉:司法审判奉常:宗庙礼仪典客:外交民...

下图为秦朝中央官制结构图,据此可知

注:廷尉:司法审判奉常:宗庙礼仪典客:外交民族事务郎中令:宫殿警卫宗正:皇族宗室事务卫尉:宫门警卫治粟内史:租税财政太仆:马政少府:皇室山海池泽之税

A. 宗法制度不断强化

B. 家国同治特点突出

C. 君为臣纲思想形成

D. 三公分享政治权力

 

B 【解析】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可知,秦朝的中央官制是三公九卿,但管理的具体事情是涉及到皇族家族的事情,体现了当时国家机构的家国一体特征,故B项正确。材料涉及秦朝中央机构的信息,而不是宗法制度不断强化,故A项错误。“君为臣纲”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部分,与材料强调家国一体的特征不符,故C项错误。三公享有部分政治权力,但是军国大政系于皇帝之手,故D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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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兴旺起来,有人上书警告南朝梁武帝说,天下户口几乎被寺庙占去了一半。北朝佛教的影响更大,北魏末年有佛寺三万余所,僧尼达二百万以上。……出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考虑,周武帝决定“灭佛”。

不久,周武帝召集百官、道、僧聚集一堂,讨论是否应该“灭佛”。尽管周武帝灭佛之意已很明显,但讨论进行了四次之多,仍无结果。572年,周武帝再次召集道士、僧侣、百官,讨论佛、道、儒三教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574年,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577年,北周灭齐。齐国国子博士熊安生听说周武帝入邺城,连忙叫家人准备迎接周武帝前来拜访,他的家人都感到奇怪,熊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果然不久,周武帝亲自来拜访,并给了他很高规格的礼遇。在尊儒的同时,周武帝又召集北齐僧人,讲述废佛的理由。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周武帝灭佛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周武帝的灭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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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修3: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战后德国分裂,联邦德国一直不承认民主德国,视其为德国东部领土,并于1955年开始推行哈尔斯坦主义,期望依靠美国和北约组织的支持来实现统一。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深陷越南及其衰退,以及联邦德国对苏联、东欧的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等问题,迫使联邦德国开始酝酿一个新的东方政策,勃兰特曾在柏林墙事件时任西柏林市长,他清醒地认识到对抗的严重性,所以主张用和平手段谋求德国的统一。1970年8月12日,勃兰特访问苏联,正式签订了《莫斯科条约》。条约声明,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护和平与缓和,保证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承认欧洲疆界的不可侵犯性和四国占领柏林的权利。联邦德国与苏联的关系从此得到改善,贸易交往逐年增加,成为苏联与西方贸易的最大伙伴。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联邦德国实施新东方政策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联邦德国推行新东方政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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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明初百废待兴,亟需大量的赋役作为经济支持。自魏晋以来,江南地区由于民聚地辟,经济富庶,逐渐成为赋役的渊薮,唐代即有“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之称,宋代更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自宋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通过设立官田来加强对江南财赋的掠夺,朱元璋也不例外。当时,苏州府以占全国1.16%的垦田面积输纳全国9.8%的税粮,造成农夫蚕妇承受赋役重负不得已而逃,以致“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巡抚江南,揭开了江南均田均粮的序幕。他推行均耗折征法。均耗即均征加耗、牵摊耗米(耗米是正粮以外的加派),规定“户无论大小,田无论官民,均得加耗”。,折征即折纳,田赋由征粮改征金花银,由此“粮额虽未均,计其税则均也”。周忱的改革遭到江南大地主群起攻讦,而明景泰帝继位后又对前朝重臣猜忌,周忱于景泰元年(1450年)被迫致仕。但其继任者亦沿着周忱制定的改革方略向前推进。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忱在江南均田均粮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周忱在江南的均田均粮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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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文)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据曹广伟《世界经济秩序的历史变迁》编撰

从图中提取相互关联的中外图文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中外关联,史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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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尽管宪政产生的历史条件、生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大不同,宪政的具体模式和实现机制可以千差万别,但宪政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却是一以贯之的。鸦片战争的狂风骤雨,深深动摇了古老帝国的根基,也唤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随着满清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渐加深、军事外交的接连失败,以及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与解体,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当时中华民族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宪政,这一西方的近代文明之物,被视为一剂救世良方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也由此拉开了宪政中国化的序幕。虽然宪政运动在近代中国潮声涛起、风起云涌,但却始终如雨打浮萍,命运多舛,终究未能在这块异地他乡安身立命,“宪政” 也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未竟的话题。

——苗连营《世界宪政文明体系里的“中国色彩”》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非常关注、重视宪法制定和立宪实践。土地革命期间,在苏联宪法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制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54年,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制定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此后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盛行,民主集中的决策机制被专断的领导意志所取代,出现了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肆意侵犯人权的惨痛教训。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1982年宪法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为“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从而将近代以来的制宪者所追求的富强梦想与实现民主、文明的现代需要结合起来,既表达了实现中华民族富强和独立的历史使命,又突出了推进民主和文明建设的时代性特征。

                     ——摘编自何勤华《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观念与实践历程》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制宪历程中呈现的特点,并分析制约近代中国宪政发展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中国共产党制宪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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