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指出：中国道路，固然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地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却也从此“停滞于静止的状态了”，看似“未曾退步”，却也难以前进，毕竟这种“静止”状态自马可·波罗访华已经延续了500年之久。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当时的中国( )
A．与西欧相比中国经济落伍 B．国家经济政策保守落后
C．难以抵挡工业文明的冲击 D．固守传统农耕经济模式
“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个港口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取欧洲公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这种情况对牟获中间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颇称心如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则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直接抵达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材料表明新航路开辟的动力是( )
A．克服商业危机 B．扩大海外市场
C．对外倾销商品 D．追逐商业利益
景德镇已成为“烟火逾十万家”的瓷器最大产地；佛山镇，因“工擅炉冶之巧，四远商贩恒辐辏”，民庐达万余家；朱仙镇，为通往开封的水陆转运点，逐步发展为商业大镇；汉口镇，因其地当江汉交汇之处，商贾日盛，成为长江中下游第一大埠。据此分析下列关于市镇经济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这些市镇经济的繁荣出现在明清时期
B．市镇贸易中出现市场专业化趋向
C．时空限制的突破是市镇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D．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镇经济的兴起
有学者研究材料发现：宋代的商税率大致为3%，国家权力对商业的征税力度，比农业要低得多；清代商人出现亏损时，统治者常常要“优商”“恤商”。与之相比，统治者很少在农家收成下降时优恤农民。这表明( )
A．古代统治者改变了重农抑商政策
B．商人地位逐渐超过其他社会阶层
C．宋以后国家商业税收超过农业税
D．古代对商业采取的政策较为灵活
晋商和徽商是明清时期叱咤在商场上的两大赫赫商帮，他们凭借高人一筹的生意手腕、运筹帷幄的权略谋术获得了生意场上的巨大成功，取得了富比王侯的财富，使之在商界风光无限。但有学者却对其作了如下评价：(它们)虽然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一些条件，但遗憾的是却无法走向资本主义，它们就像生长于牛粪之上的幼苗，不管长势如何诱人，当滔天的洪水奔袭而来时，必然随着牛粪一起消失在历史的洪波之中。这主要是由于古代商帮( )
A．发展规模受到限制 B．活动得不到官府支持
C．商业经营观念落后 D．没有根植于生产领域
在《汉书·食货志》里，班固：“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 同时该书上篇概括了先秦各家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如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丘的“先富后教”，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商鞅的“急耕战之赏”。可见( )
A．班固对“食”与“货”这两个概念，做了明确的分析解释
B．“食”是指农业生产，“货”是指农家副业的生产
C．表明了作者继承战国以来的重农抑商的思想
D．该书上篇为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全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